忍不住推一本书 ——《新技术革命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作者樊鹏是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当代中国政治研究室主任，与其看各种自媒体（包括胡锡进）的解读、猜测，不如看一看这本书。今年的很多动作都可以解释清楚。

值得注意的是，在新技术时代，站在国家对面的，不再完全是一个个由传统资本主义和大工业经济形式揉碎了的公民“个人”，或由国家和传统工业企业组织起来的“市场”和“社会”，而是结合了资本、技术、权力的数字化垄断技术帝国和“超级权力体”，以及因它们而产生的更为复杂的经济、社会结构和一系列现象级的新生社会和政治物种。

划重点，核心是权力。

新技术的运用不仅彻底地改变了生产、管理体系，颠覆了几乎所有国家的所有行业，深刻地改变了经济社会资源的配置方式和使用效率，而且在社会和政治领域所产生的颠覆性影响更加值得注意。新技术应用大大加速了社会结构变革与“再组织化”过程，改变了政治权力的传统特征与运行方式，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所有政治主体的行动能力与机会结构。技术在公共领域的使用，从一定意义上来看极大地丰富了公共治理的工具，与此同时也几乎让政府的所有公共行为同技术组织的运营密切结合起来。新技术革命以及新技术在公共治理领域的广泛应用，为国家治理体系各领域的改革创新提供了巨大的历史契机，但新技术的使用同当下政治运行规则之间的冲突也是显而易见的，所有重大技术的出现在行政和政治领域都会导致某种放大性选择，其影响的深度和广度几乎超越了统治结构自身的涵纳能力。

划重点，核心是统治结构。

传统国家的所有概念和内涵均建立在一个非常显而易见的事实基础上，即国家的一切权力建立在对由具体物质构成的暴力垄断之上，“正当使用暴力”的垄断性权力和权威是国家权力得以实现的基础。然而，新技术革命最重要的特点是数字化，几乎所有事物本身或其特征都可被数字化、信息化，换句话说，在新技术革命条件下，出现了不具物理形态、无形的暴力。不仅暴力，连同国家休戚相关的战争、疆域等概念的内涵、外延同样发生了深刻变化，国家权力本身的概念内涵随之被颠覆。

划重点，新技术导致国家无法“正当使用暴力”。

作为互联网技术支撑下的新型经济形态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更多的市场主体获得了行动能力，出现更多微观交易行为，而作为监管方的政府则失去了更多“微观权力”，衍生出更多的信息不对称，更多的市场主体具备了参与投机和“搅局”的能力，极大地增加了政府的监管成本，政策制定者难以对变革施加影响。政府正面临着一个极端不确定的社会组织形式和商业组织形态，传统社会主体的行动边界正在无极限地拓展，相应来说，政府管制的传统监管工具则不断萎缩。从政治学上说，这在某种意义上进入了一种“行政权失效”的状态——一个我们过去没有认真考虑过的现象，即在政府能力所不及的地方产生出了新的商业组织形态和无数个体与机构的复杂交易行为。

划重点，核心是微观权力、监管成本和政府能力的丧失。

经济社会生活都建立在不同的空间基础上，更依赖于特定的基础设施。新技术时代区别于传统社会和大工业时代的最显著标志是，经济社会运行所赖以发生的基础设施供给的主体和结构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传统基础设施未必全面解体，但是已经由主体结构降为次级结构，取而代之的是由新技术巨头掌控的数字化的新型基础设施。2016年10月，阿里巴巴集团第一次提出了“五新”发展战略——新零售、新制造、新金融、新技术、新能源。其基本含义是，互联网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设施，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的加速推进将对传统生产供给、消费需求模式做出重新定义。在这个“五新”战略实施短短几年以来，我们看到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已经代表了一种新样态的发展基础设施，而其终端就掌握在几个庞大的技术巨头手中。

划重点，恐惧。

这个逻辑并不仅仅发生在经济社会领域，在政治和文化宣传等领域，技术巨头所提供的基础设施的意义甚至更为显著，影响更为深远。

划重点，政治和文化宣传等领域。

建立在高度技术垄断基础上的技术霸权，可能发展成为相较于传统的资本霸权和国家霸权更高的霸权形态，仅从技术巨头的内部权力构成来看，它有着一个比传统的资本帝国和国家政权更为复杂的权力结构，它使权力的高度集中和权力的分布式汲取结合起来，形成了一个既具有统一意志又具有松散、耦合、开放的能力汲取特征的权力系统，这是包括国家在内的传统组织体系所难以企及的。也正因为此，技术巨头不仅极为容易通过这种组织形态维护自身的市场垄断地位，而且在必要的情况下不惜同传统的政府与国家组织抗衡。我们注意到维基解密形成了一个隐遁无形的政治空间，很多微小的个体凭借自己的知识进行集体“拼图”，乃至于最后同超级大国进行对抗，事实上具备了腐蚀和威胁传统国家信用的能力。

划重点，技术霸权。

在20世纪工业时代的政治学中，政治权力同其所制造和控制的政治空间紧密相连，国家可以灵活调控这个空间的边界和范畴，这个传统政治空间的本质概念是任何商业和社会生活都具有不可逾越的行政边界。在互联网出现的初期阶段，许多国家仍然可以通过政府垄断的技术统治控制信息——在这个意义上，支撑现代国家合法性的“真理”是被制造出来的，人民所赖以存在的生存空间或者由国家所创造，或者由社会自主创造，但毫无疑问需要被置于国家无所不在的管制之下。

划重点，人民所赖以存在的生存空间或者由国家所创造，或者由社会自主创造。

马克斯·韦伯在《以政治为业》中指出，暴力并非国家使用的常规手段或唯一手段，却是国家特有的手段。国家被认为是暴力合法使用权的唯一来源。 [30]但是，数据暴力已从多个维度对上述论断提出了挑战。在数据暴力的行使主体方面，科技巨头力量显著，某种意义上的“数据封建主义”已日益成为现实。面对数据暴力控制模式的技术化要求，传统职业官僚缺乏必要的技术手段，垄断了暴力行使的公权力，故而在一定程度上出现私人化转向。此外，在立法与创制方面，科技巨头、社交媒体、网络集群乃至网络大V似乎都能够在不同程度上挑战现代国家的合法化能力，其中又以科技巨头实力最著。当然，数据暴力对现代国家理论的具体挑战并非本文的核心关切，但它却是数据暴力问题重要的根本缘由。唯有对数据暴力这一新暴力形态的基础结构有了较为清晰、透彻的理解，才能进一步理顺其与现代国家、现代社会的关系，并最终找到将之驯服的有效路径。

划重点，挑战现代国家的合法化能力。

最后，要了解中国中央政府的核心是权力和稳定，任何政策的出发点都可以先从这两方面考量。